所有建筑師都渴望自己的建成作品能夠廣為人知：因其獨一無二的形式設計，或因其比周圍建筑更出色的材質和構造。然而，如果每一座新建筑都想成為環境中最搶眼的明星，不久這片區域與城市的關聯就會難以評價。一些建筑，比如丹尼爾·里伯斯金設計的猶太人博物館，出于適當的理由制造出移位的效果，但其它建筑僅僅為了突出自己而突出自己，對深厚的歷史背景不管不顧。

整合環境的策略不可能唯一，Kurt Kohlstedt認為不論最終選擇默許還是背棄，對于歷史文脈的考慮都使設計結果更豐富，也與建成環境有著更密切的關系。在他最新的論文99%不可見中， Kohlstedt列舉了大量的方法， 使新建筑可以和已有建筑更好地接洽，并列舉了在這方面成功或失敗的案例。他承認找到最有效解決辦法存在難度，因為許多設計不能指明“文脈和現代間良好的界限”。

在他的文章中，Kohlstedt談到有些建筑太過現代以致于在環境中顯得突兀，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李伯斯金德的大部分作品，包括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和柏林猶太人博物館，都給人和歷史建筑背景不相關的感覺。在這兩個案例中，新建筑的差異來自于擴建部分中包含的功能。造型的沖擊力有助于它們成為地標建筑，因為它們創新的形式引起了公眾反響。在緊鄰的景觀中，它們明顯是新建筑，景觀中的其他標志物無法侵犯。

Kohlstedt接著闡述了這種新建筑現象在巴黎尤為明顯，比如埃菲爾鐵塔和貝聿銘的盧浮宮擴建，起初遭到排斥，但長久以來，公眾見證了它們受到贊揚的過程。這可以被看作 “畢爾巴鄂效應”的一種表現，就是指 蓋里設計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催化了一波前往西班牙畢爾巴鄂的游覽熱潮。建筑會由于形式和表現的新穎而稱為地標，如果同樣不關注建筑影響和過渡的嘗試不斷出現，將會帶來不被重視的城市風貌。

極端的模仿可能和過度表現癖一樣有破壞性。如果建筑極其努力地想要“融入”，它將僅僅是周圍環境粗暴的復制品。Kohlstedt斷言“生硬地模仿歷史和門面主義對于城市風貌的易讀性都是問題”。 因為過去的建筑風格只能創造出復制的城市，而不是有意義的城市結構。

幸運的是，如果極端主義的范圍有兩端，那么二者之間在整合和造型上存在著無限可能。在論文中，Kohlstedt列舉了數個著名項目，均成功地以加法而不是減法的方式指明了建筑語境。這些項目都表現出對于歷史分層的意識，人們能夠察覺出環境中新舊的價值， 也形成了符合邏輯的解決對策。